刘宗周，（明末绍兴山阴人，因讲学山阴县城北之蕺山，学者称其为蕺山先生。）是明末著名的儒学大师，是王守仁以后宋明儒学中能自成系统的一位学者。刘宗周儒学思想对后世尤其对浙东学术影响很大。正如他的弟子黄宗羲所云：“有明学术，白沙开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盖从前习熟先儒之成说，未反身理会，推见其隐，此亦一述……逮及先师蕺山，学术流弊，救正殆尽。向无姚江，则学脉中绝，向无蕺山，则流弊充塞。凡海内之知学者，要皆东浙之所衣被也。”刘宗周在思想上有许多独到之见和独创之见，而最突出的莫过于他对心、性、情、意的阐发和工夫修养的探析，诸如“主敬”、“慎独”、“诚意”等学说。在史学方面，刘宗周虽没有史学专论，但从他的《人谱》、《人谱类记》（亦称《人谱杂记》）和组织门人编写的《中兴金鉴录》以及一些“学案”体著述中，略可窥见他的史学思想。

一、“由经入史”和“六经皆经济之道”的思想

“由经入史”是儒家学者的一种研读经史的方法，以儒家“四书”为“经文”，然后引出某些“史事”，并加以阐说。这种研究方法的开山祖为宋代的程颐，但至明代衰微。明末刘宗周中兴研读方法。因此何炳松在他的《通史新义》中说：“吾国学术思想至北宋末造经一翻融贯之后，大起变化。儒释道三家思想，至此皆面目为之一新，各成为极有条理之派别。……而儒家本身则因程颐主张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之故，蔚成浙东之史学。南宋之世，实为吾国文化史上最灿烂之时期也。……初辟浙东史学之蚕丛者，实以程颐为先导。程氏学说本以无妄与怀疑为主，此与史学之根本原理相近。加以程氏教人多读古书，多识前言往行，并实行所知，此实由经入史之枢纽。……惟浙学之初兴也，盖由经入史，及其衰也，又往往由史入文。故浙东史学自南宋以至明初，即因经、史、文之转变而日就衰落。此为浙东史学发展之第一个时期。迨明代末年，浙东绍兴又有刘宗周其人者出，‘左袒非朱，右袒非陆’，其学说一以慎独为宗，实远绍程氏之无妄，遂开浙东史学之新局。故刘宗周在吾国史学上之地位，实与程颐同为由经入史之开山。”

综观刘宗周《论语学案》、《曾子章句》、《大学古文参疑》等著述，无不贯穿他“由经入史”的史学思想。如他在《论语学案》的“八脩”中有“哀公问社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此为《论语》原文，即为儒家的“经”。而刘宗周对“经”用史事予以解释。他说：“哀公问社，盖问有国家者所以立社之义。而宰予告以三代之木，欲因事纳规，维鲁事无不竞云。故借昭代之树而推本其意，所为强公室、弱私门之道，宜于此而得之，亦可谓善于进言耳。子闻之而反以‘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责之，盖有感于鲁事之日非，非区区言说所能救，直付之一慨而已。然则鲁事竟不可说乎？对人率事，如良医之治病，急则治标，缓则治本。事事标者，快一事之可喜，而无拔去病根之意，则亦扬汤止沸之势耳……”等等。如果仅从《论语》“八脩”“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和“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的两句，我们很难理解其涵义和本意，但经刘宗周的“史事”说明，其义也就自然明了。同时，通过刘示周对这两句经文的“史事”说明，使我们熟悉了解西周春秋的“周室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状况。事实上，自刘宗周之后，“由经入史”，以史说经成为浙东学术的一个重要特色，正如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一文中所云：“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

“六经皆史”的思想是清代史学理论家章学诚提出来的。作为清代浙东学术的殿军，他在《文史通义》的卷首，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提出“六经皆史”这个论断，而且在书中的其他许多篇章中又反复论述“六经皆史”、“六经皆器”、“六经皆先王政典”等观点。事实上，刘宗周在他的《论语学案》早就提出了“六经皆经济之道”的观点。他说：“穷经将以致用也，非其用之谓也，明体而已矣。无得于身心性命之间，而欲措之天下国家，无由也。诵诗三百而不达于政，不娴于应对，则亦章句之学而已，虽多亦奚当于用哉？甚矣，章句之学非学也！夫六经皆经济之道也，而诗三百篇是昭代精神命脉所寄，于当世之用尤切焉！是故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而民情土谷之变征矣……”。既然“六经皆经济之道”，因此“穷经将以致用”，要“求其端”、“尽其变”，而用之于当世。刘宗周的这一观点经黄宗羲“本之经以穷其原，参以史以穷其委”、“经史并重”，发展到章学诚的“六经皆史”的观点，对清代的浙东史学有较大的影响。

二、编纂《中兴金鉴录》为新君龟鉴

明末农民军攻陷北京后，时在山阴故里的刘宗周，被南明政权召起复原官（左都御史），面对内忧外患的困境，宗周多次上疏指陈时弊，但看到弘光帝宠信马士英、阮大铖等，皇室中兴无象，寝食交废。在其门生张应鳌的促成下，弘光元年（１６４５）春二月，编纂完成《中兴金鉴录》一书。此书修于崇祯十七年（１６４４）福王监国后，刘宗周被召至留都（即南京），其学生张应鳌说：“请定历代中兴录为新君龟鉴”。刘宗周说：“是予志也。”于是命应鳌具草。书共五篇七卷，一曰《祖鉴》，二曰《近鉴》，三曰《远鉴》，四曰《王鉴》，五曰《帝鉴》。共涉及到１４位中兴帝王之史事，都具有特定的意义和作用，有较强的针对性。

《祖鉴》辑录的是元末朱元璋先后打败陈友谅、张士诚，降服方国珍、南征陈友定、北伐中原、攻克山东诸郡，结束元朝统治。明王朝建立后又扫清残元势力和割据势力，以及整顿残破经济安定民生和制定各项政策加强中央集权统治诸史事，其旨希望福王能学太祖朱元璋崇经术、谨天式、重民事、纳谏等“治法”之思想，牢记明王朝创业和守成之不易，以此来保明朝大业。

《近鉴》辑录的是靖康之耻和宋高宗赵构南渡定都临安，然而宋高宗赵构偏安江南，虽有岳飞、韩世忠之抗金，但为一己之私，忘父兄之大仇，造成千古余恨，实要福王引以此戒；

《远鉴》分三篇，分别辑录唐萧宗、东晋元帝和汉光武帝三朝之事。

《王鉴》述周宣王、商高宗、夏少康之事。

《帝鉴》则述尧、舜、禹之事。刘宗周认为“以位言之，则有禅有继，以道言之，千古一中兴，万古一中兴也。中兴之鉴，至是而无以加矣。”

纵观《中兴金鉴录》所辑录的历代中兴之主，无论是《祖鉴》、《近鉴》、《远鉴》，还是《王鉴》、《帝鉴》，其贯穿的主线是“资治”、为“新帝龟鉴”，要弘光牢牢记祖业的来之不易，亲贤臣、远小人，不要沉湎于酒色、荒怠政事，效仿尧、舜、禹和少康、武丁、光武“选贤与能”，并以晋元帝、宋高宗为借鉴，不要偏安于一方。

遗憾的是，此书成后“欲上进，不果”。不久弘光政权也被清朝灭亡。

三、古人嘉言懿行为“证人要旨”

浙东史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为体道的人格列传”，这一史学精神则得力于刘宗周。刘宗周著有《人谱》和《人谱类记》两书。均著于崇祯七年（１６３４）。《人谱》初名《证人小谱》，共分正篇和续编，首列《人极图说》，次《记过格》，次《改过说》；《人谱类记》，又名《人谱杂记》，分《体独篇》、《知几篇》、《定命篇》、《凝道篇》、《考旋篇》、《作圣篇》。《人谱》、《人谱类记》博采了历史人物的各种嘉言懿行分类录之，以证其“证人要旨”。即“学以学为人，则必证其所以为人。证其所以为人，证其所以为心而已”，人物列传要有一定的道德标准，也就是说记述历史要以人之体道的见证为重心，即要为“体道的人格列传”。《人谱》及《人谱类记》统贯性命德性之理，推寻古人言行，附丽排比以成类记，其旨虽昌理学，但关键得于史也。正如学者蒋年丰所说的“自有《史记》以来，中国史学即重视列传。但经过刘蕺山与黄宗羲之影响的列传，则强调为体道的人格列传。换句话说，经此影响，列传转型为‘仁人志士的列传’历史真理表现在仁人志士的节操中，这种史学思想乃是新的发展。”后来万斯同（字季野）编《明史》时就贯穿了这一史学思想。万斯同为黄宗羲之门生，而黄宗羲则师出刘宗周。

综观刘宗周的史学思想，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结论：“由经入史”是刘宗周研读经史的重要方法；“六经皆经济之道”是刘宗周研读经史得到的成果；编纂《中兴金鉴录》旨在“资治”；“古人嘉言懿行为‘证人要旨’”意在育人。他的这些史学思想对清代的浙东史学影响深远，正如姚名达在《刘宗周年谱》一书的序中所说：“自来谈浙东史学，未有苦柏丞（即何）先生之深切著明者也。其所给予于宗周先生之位置，尤确定而不可易。观乎宗周先生礼祀尹敦（和靖）于证人社，目为程颐之正传，拳拳服膺，备致推崇，可以知其思想渊源之所自矣。观乎清代浙东诸史学家莫不师承梨洲，以推本蕺山，可以知其学术影响之所届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