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能成

  　　宋六陵是宋室南迁后安葬在会稽攒宫宝山的皇帝陵寝，六陵是指高宗永思陵、孝宗永阜陵、宁宗永茂陵、光宗永崇陵、理宗永穆陵、度宗永绍陵。另据《宋史·礼志》和《癸辛杂识》载，除南宋六帝的陵寝外，尚有北宋徽宗的永祐陵及孟后、邢后、吴后、谢后、杨后、韦后的陵墓。宋六陵始建于宋高宗绍兴元年（１１３１），嘉泰《会稽志》载：“绍兴元年四月十四日，奉隆祐皇太后遗诰：‘敛以常服，不得用金玉宝贝，权宜就近择地攒殡，侯军事宁息，归葬园陵。所制梓官，取周吾身，勿拘旧制，以为他日迁逢之便。’”《宋史·礼志》：“攒宫方百步，下宫深一丈五尺，明器止用铅锡。置都监、巡检各一员，卫卒百人。”而最后一座陵永绍陵封于宋度宗咸淳十年（１２７４）。

　　元至元二十二年（１２８５）八月、十一月，西僧杨琏真伽（西南地区唐兀族人）先后两次盗掘在绍兴的宋代帝、后陵寝，取陵寝中所葬之财物，陵中遗骨也被肆意污辱。这就是骇人听闻的宋六陵被盗事件。事件的过程据清西吴悔堂老人《越中杂识》记载：事起于天衣寺僧福闻（但宋周密《癸辛杂识》、元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明邵廷采的《思复堂文集》均言杭州天长寺。天长寺，南宋魏靖王墓寺）。天衣寺为魏惠宪王坟寺，福闻欲媚杨琏真伽，遂献其寺。继发魏王之冢，多得金玉，以此遂思发会稽攒宫。演福寺僧允泽力赞之，授意会稽泰宁寺僧宗允、宗恺。时宗恺、宗允因盗斫陵木，与守陵人争诉，遂说诱杨琏真伽诈称杨侍郎（即相宁宗之陵地之杨华）、汪家抚侵占寺地为名，出给文书，于至元二十二年八月发掘宁宗、理宗、度宗及杨后四陵。虽然当时宋陵使中官罗铣与之力争，还据地大哭，无奈力不能敌。掘陵者割破棺椁，劫取宝玉。最惨不忍睹的是理宗，由于理宗陵所藏尤厚，启棺之初，有白气竟天，盖宝气也。理宗之尸如生……，遂倒悬其尸，沥取水银者三日，首为番僧取去为饮器。凶徒以船装宝物，回到西郭门，有台省所委官，拦挡不住。台察陈奏，亦不见施行。十一月，又发徽、高、孝、光四帝及孟、韦、邢、吴、谢五后陵。最终在绍兴的宋诸帝、后陵寝均被盗掘，陵中财物被劫取或散失殆尽，遗骨也被肆意污辱。后泰宁寺僧宗恺、宗允在与杨琏真伽在分赃中被西僧杖死。

　　值得一提的是山阴王英孙、唐珏等“不忍陵蜕之暴露，当取他骨易归，……夜收遗骨，葬兰亭天章寺，植冬青树为识”，使宋在绍兴的诸帝、后遗骨得以留在绍兴。

　　那么，杨琏真伽为何要盗掘在绍兴的宋代诸帝、后陵寝呢，而且还做得如此令人发指。笔者以为宋六陵被盗原因有三：

　　其一，元朝统治者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元统治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了削弱各族人民的反抗，维护蒙古族的特权，在元建国之初。就开始实行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在长期的战争中，他们采用分而治之的办法，常用已征服的民族去对付未征服的民族。最早征服的地位要比后征服的高一些。元世祖时，仿效金朝统治，把全国的人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蒙古人为“国族”；色目人在当时是指唐兀人、畏兀人及其以西诸族出身的人们；汉人是指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内的汉族、女真、契丹、渤海人，四川、云南两省人口，以及高丽人等；南人又称蛮子，指江浙、江西、湖广三省以及河南行省襄、郢、两淮等地的原南宋臣民。虽然元朝政府并没为四等人的划分颁布过专门的法令，但它却反映在有关他们在政治、法律地位以及其他权利和义务方面的诸多不平等规定中，尤其是南人的地位更低，南人很难参与到元朝的统治集团中，即使是地方的官僚集团。元朝统治者往往用征服过程中有军功的中低级官僚参与南方地方政权的管理，这些官员“半为贩缯屠狗之流、贪污粮糟之辈”（程文海：《吏治五事·取会江南士集。〈雪楼集》卷十》），杨琏真伽就属于此类。在“宋六陵”事件上元统治者其目的是为了消灭南人的精神支柱。杨琏真伽派驻浙江后，在浙江一掘帝陵及大臣冢墓，仅在绍兴就有一百一所；二毁宋故宫殿、郊坛、太庙；三欲迁其赵氏宗室，认为宋宗室居江南者百姓敬怜，欲徒之京师，虽然最后未成，但这些做法是得到元统治者认可的。如元至元二十五年，“从桑哥、真伽奏，毁宋故宫殿、郊坛、太庙，悉为佛寺”。再如杨琏真伽所作所为在江南民怨载道，元统治者也未将其诛杀，仅下其狱籍其家，甚至将抄没的宋孝宗头颅所做的饮器赐给帝师八思巴。元统治者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可见一斑。

　　其二，西僧杨琏真伽的横肆骄淫和贪婪。元统治者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助长了元朝官员在征服南宋过程中的横肆骄淫和贪娈。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即大封功臣。封藏僧八思巴为国师，“其引子之号司空司徒封国公者，前后相望，怙势恣睢，气焰熏灼，为害不可胜言”。杨琏真伽被封为“江南释教总统”，在江浙胡作非为。在盗掘宋六陵过程中，杨琏真伽与桑哥表里为奸。桑哥，西藏人，深受忽必烈器重，曾于至元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为元丞相，在治国理政方面颇有能力，以至于在忽必烈下诏诛死之前还问他治国理政之事。但“其奸赃贪暴著非一”，不但引起汉人、南人朝臣的强烈批评，而且他的财富和权势也使一部分蒙古勋贵对他忌恶不己。杨琏真伽与桑哥的关系非同一般，同为西南地区人，在杨琏真伽“请毁宋会稽诸陵”的问题上，“桑哥矫制可其奏，于是尽发陵之在绍兴者，及大臣冢墓者一百一所，将裒陵骨，筑浮屠于杭。”杨琏真伽在盗掘宋六陵过程中劫取了大量的金银珠宝，而且还因与宗恺、宗允分赃不平将宗恺、宗允杖死。元至元二十八年（１２９１），杨琏真伽因盗掘宋陵、侵吞官物被朝廷追究，从他家中抄出赃物黄金一千七百多两、白银六千八百多两，钞十一万六千一百锭，珠玉宝器不计其数。可见杨琏真伽的骄淫和贪娈。

　　其三，宋代对于佛教僧团疏于管理及佛、道关系上的崇道抑佛政策。宋代在佛教僧团管理上是比较松懈的，如在度僧问题上，唐代非常注意私度僧和伪滥僧，而宋代度伪分为试经度僧、特恩度僧、进纳度僧。试经度僧是官府测验童行（出家）的经业，及格者发给祠部牒，批准为僧尼；特恩度僧是于天子诞辰、帝后皇族忌辰等大典日行之，不经考试而发人度牒；进纳度僧是纳财授以度牒。宋代神宗后，为了补充国库的财源，发行大量的空名度牒，买得这种空名度牒的人便成为形式上的出家人，由于出家人可以拥有免除舶役特权，因此，不少人便去购买度牒逃避徭役，于是伪滥僧大量涌现。而宋真宗、宋徽宗的崇道抑佛政策，更使佛教徒受到挤压，这两位皇帝曾把众多寺院改为道观，或改为皇室、地方官员的功德坟寺。就会稽而言，当时就有不少寺院改为道观或功德坟寺，如天衣寺在宋徽宗宣和年间（１１１９－１１２５）曾改为宫观，宋孝宗淳熙七年（１１８０）又成为皇子魏惠宪王的坟寺；再如能仁寺曾改名神霄整个盗掘宋六陵事件中，福闻、允泽、宗恺、宗允等有四位僧人极力参与和谋划。按理说，僧人四大皆空，不应参与其中。但是整个事件的起因和成事者均为僧人。这些僧人或许是进纳度牒的伪滥僧人，盗掘皇陵为私欲所致；但宋代的崇道抑佛政策也可能是他们借助西僧盗掘皇陵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