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世 庆
我是个农民，1981年底，我当选为县级绍兴市（辖今绍兴县和越城区）人民代表，接着又被邀请担任绍兴市（同上）第三届政协委员。我当选人民代表，家里人都很高兴，但我最初担任政协委员，我母亲却着实担心了起来，原来她从我一位姨母那里得知，同我一道被邀请的，大多是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老运动员”，如朱仲华、邵鸿书这些人，还有什么国民党的团长、公私合营的资方代表、老右派、有海外关系者等等，归入此类，将来必然凶多吉少。我当时虽然觉得母亲的担心纯属多余，但也没有办法有效地解开她心头的疙瘩。
不过逐渐地——特别是我成家后我爱人作为共产党员也被安排为政协委员，我母亲终于觉悟到我姨母的话不对头了。
我户口所在的绍兴县湖塘镇（即现在的湖塘街道），连续4届，都只有我一个政协委员，所以我列席镇人代会发言的机会比较多。那一年，我发言呼吁大力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我特别强调读书的好处，我举例说日本人尽管这样那样，有很多不光彩的历史，但他们遵守纪律，刻苦奋发，积极肯干，博闻广知，都得益于读书，战后日本迅速发展成为经济大国，应当与读书不无关系。我又引经据典，说汉景帝时，文翁守蜀郡，立学官于成都，天下“翕然从之”，为“文景之治”添写了浓重的一笔，班固特为之立传。读书简便易行，凡识字的人都可以做得，如果能在湖塘营造一种读书的氛围，取得经验，那么湖塘虽小，只要树立起榜样，则全县、全市、全省甚至全国也势必会“翕然从之”的。我的发言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在场的新华社记者摄下了有关镜头。
1997年4月，浙江省绍兴市政协委员胡世庆（右一）在列席家
乡湖塘镇人大会议时呼吁大力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新华网：
《人民政协走过60年光辉历程组图》）
这次列席家乡人代会，共2天，我收集到不少第一手的后来可以被归纳为“三农”问题的意见和一些具体事例，整理成一封信，寄给了当年的绍兴县委书记陈敏尔同志，陈书记批转一位常委副县长负责处理，这位领导专程来柯桥我家里了解情况，处理结果令人满意。
自从湖塘镇改建成湖塘街道后，我就没有再回去列席家乡的人代会了。但乡亲们有事，希望通过政协渠道发出声音，往往仍然来找我，大家都认为政协同人大一样管用。
2012年政协换届，我不再是政协委员了，但湖塘的乡亲父老提到我，依旧把我与政协联系在一起。
二
在我担任绍兴县、市政协委员期间，我把主要精力集中投放在拙撰《中国文化通史》的编著和修订工作上。拙撰的写作，如我在“导言”中所说，固然是“为了贡献于国人，通读一遍，能够省去读数十种甚至上百种书的烦劳，从而对中国的“根”有个基本的、比较全面的了解，抚今思昔，可以增强对民族文化的亲切感和自豪感，进一步振奋精神，更加充满信心地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是我的出发点。
但我做这件事，却还有另外一个动力，我是想干出一点成绩来，以报答几位师长对我的瞩望。
我自幼家庭状况不大好，兄弟姊妹14人，只剩下我和小我11岁的最幼的弟弟。我以前之所以能上完小学，且进入初中学习，是由于我外婆的全力支持。1958年下半年，我外婆逝世，我母亲在她的两个未出嫁姊姊——我三姨妈和四姨妈的敦促下，与我父亲离婚，我跟随母亲，我弟弟由我母亲实际抚养，从此我初中还差半年，熬不到毕业，就失学了。我母亲生性好强，自律甚严，在当年那种政治背景下，她头顶地主帽子，上无片瓦，下无寸砖，没有任何正常收入，带着一大一小两个孩子，其窘状可想而知。
而因为我户口所在的生产队，我家是外来户，所以最初我连参加人民公社社员集体有偿劳动的资格都没有。尽管乡亲们都很厚道，我们大队的支部书记甚至还向公社反映了我的这一情况，结果却被训了一顿，说他阶级觉悟哪里去了！后来总算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机会，当年公社的钱元明主任为我发了话，我才被接纳成为有权利出勤的农民。但我劳动力不济，从评四折升到评七折，共耗去4年。1969年，我弟弟16岁，已开始出勤，次年他评一折八，以后逐年递增，由二折八而三折八而四折七。但1973年，我三姨母卧床不起，他陪伴在侧，严重影响出勤率；1974年，他生病，春耕、双夏都没有出勤；1975年，他学鞋匠，花去60元钱的拜师费，还整整二个月跟随师傅跑，出不了勤；1976年，他被派修海塘，因公患伤筋出毒，腿部溃烂，痛得不行，生产队给记一半工分，报销一半医疗费用，即使如此，我母亲手中历年积蓄下来的钱，该年也因而为之一空。此后我弟弟成为全劳力，从评七折逐年升到评九折多。1978年，在我四姨母部分资金的帮助下，我弟弟先造了一间房子；1980年，还是在我四姨母部分资金的帮助下，我弟弟又造了一间房子。所以直到改革开放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前，我参加生产队劳动整整18年，除一份口粮外，个人从未在农业收入里领到过一分钱。
按说，像我这样，怎么会有条件、有兴致去读较多的书，进而走上这么一条道路的呢？这就说来话长了，这里只能长话短说。原来我很早就通过书信往来，拜认了几位学术界、文化界的泰斗级师长。正是在这几位热心肠的恩师的引领指导下，我不仅逐渐明确了治学的方向和途径，还时不时地获取了一笔又一笔虽然数额不大但对我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劳务收益。我的钱来之不易，但我除用于购书外，碰上我所喜爱的艺术品（其中主要是海派绘画和康雍乾瓷器），却决不吝啬。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及至我后来建立小家庭，我已先机攒下了一份现在看来真的还不可小觑的家业。而我鉴赏艺术品，则往往作逆反思考，我用逆反思考来鉴赏艺术品，自然形成与人家不同的看法，这类看法有时候歪打正着，竟能使藏友们因此获益，尽管我从来不主动索取酬谢，但对方事后所致，累计起来，已足够我应付日常开销而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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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人生最幸福，莫过于可以放手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现在我不正享受着这样的幸福吗！饮水思源，很难设想如果没有我的几位恩师的春风化雨，我会是什麽境况？所以我必须坚持不懈，努力使他们的瞩望不致落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先当绍兴县政协委员，后当绍兴市政协委员，一共达30年之久，事实雄辩地见证了绍兴政协给予我的理解和支持，对我来说，这种理解和支持同样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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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春节，于立群夫人特意在百忙中给
我题字，我捧读之下，顿时热泪盈眶。
三
那么，除了上文述及的之外，我当政协委员，又都干了些什麽呢 ? 事实上,限于闻见范围和知识结构,我觉得还值得一提的主要是我参与了两岸的文化交流。
1992年年底，我给台湾蔡氏家族主办的《思源》杂志写了一篇《丰子恺先生台湾行》的千字短文，此文同时在该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周末副刊上以头篇版面刊出，不久《思源》杂志社派员来绍兴致酬，并代表社方宴请我们一家。席间台湾客人介绍称他的兄长当过已故陈毅元帅的秘书，双方自然特别拉近了距离，于是谈的话也就更多了起来，我从他那里获知了包括张学良、顾毓琇、陈立夫等先生在内的七八位去台知名人士的联系方式。
后来我与陈立夫先生的通信比较频繁，直到他离开人世，他共赠送我书法作品40余幅，内容大率“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合乎世界之潮流，适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以行之者，未有不成者也”等等，皆为往哲先贤所开示的至理名言。1998年3月5日，是已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总理的百年诞辰，我收到陈先生算好日子写来的一个条幅，其辞曰：“在文化大革命中能保持一部份中国文化者，恩来兄之力也。”尽管他对周总理的评价很不全面，失我所望，但他不寄淮安，而寄绍兴，又称周总理为“恩来兄”，此中所蕴含的信息，我还是乐于接受的。应当声明——我认为该条幅不应归我个人所有，我只能暂 时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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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拙撰在台湾出版，出版机构三民书局（三个小民所办）在台湾享有盛誉，我自然有了一批台湾读者。通过与台湾读者的直接或间接接触，我发现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对已故郭沫若院长竟颇多微辞，对此我难以无动于衷。所以2011年乘拙撰“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专版”出版之际，我不仅力争用郭体字来排印书名，并且还力争把于立群夫人1976年春节给我的题字也刊登出来。此举不消说得付出相应的代价！但我终究获得了回报，不少台湾读者由此了解到郭老晚年还有不广为人知的另一面，在那个六亲不认、你死我活的特殊年代，那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一面。高处不胜寒，试问那些责备求全者，如果他们处于郭老的地位，他们能做到吗？
其他方面，我真的乏善可陈，尽管我在保护传统文
化方面似乎应当比较有发言权。但如1982年，市区启动解放路改建工程，那年绍兴刚好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我就上书给当时的王余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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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2月28日，台湾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先生寄来纪念周总理百年诞辰的书法条幅，我收到这天正好是3月5日周总理的诞辰。
提出维护旧路、另修新路的建议，王市长还拨冗接见了我；又如1997年市政协第三届第五次会议期间，我写了《古纤道亟待修缮》的提案，阐明对古纤道进行及时修缮的必要性。可惜我的意见不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选题要求，又太过理想化，虽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宏观性，但可操作性却不强，故往往难以落实，最多只能“引起重视”，“留作参考”。这是我积30年的经验教训，希望后来的同志引以为戒！
作者：第三、四、五、六届绍兴县政协委员、第三、四、五、六市政协委员。
